今年国庆假期,某在线租赁平台实时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关注:便携相机、运动相机、无人机、长焦镜头等设备的租赁订单量同比激增348%,较2025年8月常规周期增长196%。
这一现象背后,是年轻群体在旅行中大规模采用租赁方式获取装备,从相机到服饰,从充电插头到露营用品,租赁正从边缘选择变为主流行为。00后以62%的占比成为旅游消费主力,他们用百元预算租下价值数千元的设备,完成旅行中的内容创作与体验升级。这场看似轻巧的“爆改”,实则映射出消费逻辑的深层迁移。
传统租赁集中于房产、车辆等高价值、长周期资产,其核心是解决“拥有”的资金压力。而当下兴起的新租赁经济,已突破这一边界。一台大疆Pocket3售价超3000元,年使用频率可能不足十次,购买意味着长期闲置与技术贬值。99元租用3天,既规避了资产沉没,又确保使用最新技术。
该模式的本质,是将消费从“所有权导向”转向“使用权导向”。用户不再为商品的全生命周期买单,只为实际使用时段支付成本。这种转变在3C数码、户外装备、服饰穿搭等领域尤为明显。某在线后订单量一年翻两倍,新一线及二线城市青年成为主要参与者。他们成长于物质丰裕的环境,对“占有”的执念减弱,更看重即时体验与灵活选择。
消费偏好的变化,正在重塑市场供给结构。租赁周期从传统数月甚至数年的模式,转向按天计费的“碎片化租赁”。旅行三天租相机,周末宅家租游戏机,租期精准匹配使用场景。专业APP、电商平台、直播渠道共同构成多元入口,租赁的便利性已接近购物。
更进一步,租赁服务开始叠加保险、清洁、技术支持等增值模块,形成完整服务链条。部分商家探索“品牌直租”,新款手机发布即开放租赁,缩短产品触达用户的时间。还有平台引入个人闲置托管模式,92%商品来自用户寄租,既降低库存压力,又激活社会闲置资源。订阅制也在服饰、母婴、数码等领域萌芽,按月付费、定期更换,满足持续更新的需求。
对行业而言,新租赁经济正在催生一种新型资产运营模式。企业不再仅靠销售获取一次性收入,而是通过设备循环使用实现长期收益。一台相机在全年中可服务数十位用户,资产利用率大幅提升。这要求企业具备更强的供应链管理、设备维护与风控能力。信用体系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免押金、按信用分级定价等机制降低交易摩擦。易观分析预测,2025年底中国新租赁市场规模将达716.9亿元,2030年逼近万亿元,五年复合增长率接近70%。这一增速远超传统零售,显示出其作为新增长极的潜力。
然而,高速扩张背后亦有隐忧。首先是标准化难题。随着新租赁经济的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设备损耗、归还延迟、使用不当等问题发生率必然提升,依赖平台投入大量人力进行质检与纠纷处理。尽管保险服务已普及,但定损标准不一,用户与平台易生争议。
其次是盈利模式单一。目前多数平台仍以租金差价为主要收入来源,增值服务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若设备采购成本高、周转率不足,极易陷入“租得越多,亏得越多”的困境。
此外,过度依赖短期促销也值得警惕。99元租相机本为引流策略,却演变为价格战,压缩利润空间,不利于平台长期运营。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消费文化的可持续性。租赁虽降低单次使用成本,但频繁租用是否会导致总体支出上升,尚无定论。部分用户租用多套服饰、多台设备,追求“新鲜感”与“社交展示”,本质上仍是消费主义的变体。此外,租赁繁荣建立在高度流动的生活方式之上,当旅行热度回落,或经济环境变化,需求可能迅速萎缩。
新租赁经济的兴起,不只是多了一种消费选项,而是对“拥有即合理”这一传统观念的反思。它提醒人们,许多商品的价值在于使用,而非持有。未来,租赁能否真正成为与购买并行的主流模式,取决于行业能否在效率、服务与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
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双节创出了新高:总计8.88亿人次出游,总花费超过8000亿元。为了迎接海量游客,各地政府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江苏、湖北、辽宁等多省一把手走上街头,来到古城墙、小吃街、文创店,为当地旅游业站台。
地方政府的热情可以理解。与动辄上百亿元投资的传统大型基建项目和工业项目相比,文旅在规模上似乎并不占优势,但文旅的优势在于其具有的普惠性。文旅支出大部分不会流向机器、钢筋和水泥,而是会源源不断地流向拥有各类技能和才能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街头小店的经营者、夜市烤串的师傅,也可能是在古建筑群中穿着汉服表演的演员。
对当下背负着债务压力和就业压力的地方政府而言,文旅所代表的经济发展动能尤为宝贵。
过去二十多年,“投资于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这种模式以基建和制造业投资为引擎,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形成了中国在产业和基建方面的巨大规模优势。但是以“投资于物”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固然能够带来更多高价值的就业岗位,但随着自动化的推进,其带来的普通就业岗位数量要远小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此外,服务业的发展也相对滞后。
在一件售价100元的工业品中,人工成本占比可能不到10%。由于资本投入的回报更为突出,劳动力在产出的财富分配中所占份额就相对较少。这会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面临压力,进而限制总需求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宏观经济数据与个人感受之间的“温差”。
基于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人在财富增长中的重要性,要让人在财富的创造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更要让财富的增值服务于占据大多数的普通人。这将带来更具包容性的长期增长。
要让人在财富的创造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更有效地“投资于人”,以一种更长远而非短期功利的心态“投资于人”。
拿教育来说,从巩固普惠性学前教育到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再到高等教育改革和终身教育机制建设,我们需要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以适应新的就业形势。这种“高”不仅仅是指学历上的高,也不是单指持有多高级别的资质证书,而是技能的多元和精深。每个人有着不同的性格禀赋,这些禀赋在锻炼和培训后,能够胜任不同岗位、满足不同市场需求。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各种劳动技能培训,让更多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
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也需要一个更加丰富多元的市场。从个体角度来说,这种丰富和多元来自人们千差万别的兴趣爱好。这些不同的兴趣爱好既创造了不同的市场需求,也为具有不同性格和才能的人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他们可能正是需求的提供者。
因此,投资于人必先尊重人。在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界限内,尊重这些千差万别的兴趣爱好,就是呵护一个个活力迸发的新市场。比如近年各地快速发展的漫展、脱口秀表演等新商业场景,为大量有才能的年轻人带来了新的舞台,也满足了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投资于人更是为了每个人。财富的创造与财富的分配,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大力投资于人,正是为了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梦想的机会,并从经济增长中更多更公平地获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释放消费带来的经济增长动能。
这对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包括持续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着力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让劳动者获得与增长相匹配的回报。再分配环节也要充分地发挥调节功能,通过个税抵扣制度的调整、社会保障的加强、转移支付等手段增加家庭收入和民生投入。
说到底,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才是财富增长的目的。当人的潜能被充分激活,众人汇聚的创造力与消费力,将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充沛的动能。
陈白/文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整个科技圈最火热的话题莫过于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与开发公司OpenAI基于Sora2技术推出的AI(人工智能)短视频应用Sora的爆火。
应用情报提供商Appfigures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OpenAI旗下视频生成应用SoraApp自2025年9月30日上线以来,首周在iOS平台下载量达约62.7万次,这已经超过2023年初ChatGPT发布首周的60.6万次下载量。而且,Sora截至目前还是内测邀请制,这也意味着,Sora的影响力甚至可能大于当初的ChatGPT。
Sora的产品形态,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所有短视频应用已经没有太多差别——都是一键上划就能够刷到新的短视频。唯一的不同是,内容创作者不再需要拍摄和上传视频,而是通过输入一行提示词,AI就能够生成虚拟视频。这也意味着,AI生成的内容未来将大量充斥互联网空间。
但Sora的出现,令商业上的探索可能都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这是因为,以Sora为标志的AI短视频,已经开始触及更深层次的社会机制。相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短视频平台正在出现许多已无法分辨真假的内容。当大量的Sora式视频充斥信息流,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有多少是客观存在,又有多少是算法生成的“超真实”?面对一个“眼见不再为实”的未来,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新技术应对能力都将迎来巨大挑战。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在其著作《拟像与仿真》中提出的“超真实”概念,精准地预言了我们当下的处境。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由媒介制造的符号和模型将脱离其所指代的现实本体,甚至取代现实。Sora所代表的AI技术,正是这一理论最具体的演绎。过去,图像的“失真”背后总存在一个可供参照的“原件”,但Sora的逻辑是“无中生有”,其创造的内容在光影、物理交互乃至情感表达上都无可挑剔。这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拟像不再需要伪装成现实,因为它本身就能直接生产“现实”的时代。
我们固然需要为这种强大的创造力欢呼,但同时也必须及早看到,如果说此前的AI技术应用更多是在效率层面的革新,那么Sora已经触及了信息真实性这一社会信任的基石。
因此,探讨AI治理已经刻不容缓。AI合规不仅是遵守法律条文的被动行为,更是一种主动的技术伦理构建,它要求企业在模型训练、数据使用、内容生成和发布的全链条中,都必须嵌入安全、透明、可问责的机制。这包括开发可靠的内容溯源和数字水印技术,在产品设计上遵循“伦理先行”的原则,通过显著标识、限制特定敏感内容的生成等方式,主动为用户提供判断的依据。
然而,面对指数级增长的AI生成内容,仅依赖平台方的自我监管和事后监管的法律法规已经远远不够。技术的进化速度总是超越治理的建设速度,因此,真正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必须建立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技术认知之中。这凸显了推行AI通识教育刻不容缓的重要性。
我们所说的AI通识教育,并非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算法工程师,而是旨在培养一种面向AI时代的、全新的批判性思维和媒介素养。这种教育的核心,是帮助公众理解AI生成内容的基本原理,认识其能力边界,辨别其潜在风险,并建立使用和传播AI内容的伦理观,比如对“深度伪造”在名人形象、个人隐私上的滥用问题保持警惕,以及认识到算法偏见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
AI合规与AI通识教育,是应对这场认知革命挑战的一体两面,前者是自上而下的技术与制度“安全带”,后者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认知“免疫力”,二者缺一不可。一个受过良好AI通识教育的社会,能够更好地识别和虚假信息,同时也会对科技公司提出更严格的合规要求,从而形成一个正向的治理循环。
技术的洪流已经无法阻挡,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加速构建能够驾驭这股洪流的堤坝。在这场由AI掀起的认知革命中,提升全民的AI素养,并建立完善的合规框架,不仅是为了应对潜在的风险,更是为了确保我们能够负责任地利用AI技术,去真正创造一个更富有想象力与可能性的未来。
2025年10月1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非车险业务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聚焦非车险领域经营不规范、非理性竞争等问题,提出强化要求,并明确落实“报行合一”。
“报行合一”是指保险公司给监管部门报送产品审批或备案材料中所使用的产品定价假设,要与保险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当中的行为情况保持一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非车险业务指的是在财产保险公司(下称“财险公司”)业务范围内,除机动车辆保险以外的其他财产保险业务。
一直以来,车险业务一直是财险行业的“基本盘”,随着新车销量增长的放缓以及车险改革倒逼财险行业规范经营,车险业务收入增长放缓。西部证券研报显示,2025年上半年,上市险企的车险原保费收入同比增幅在0.5%~3.6%。
包括责任险、健康险和企财险等业务的非车险业务在近年来增长迅速,部分险种的保费增速甚至超过两位数,其在财险保费收入中的占比也逐渐提升——保费规模占比从2019年的37.1%攀升至2024年的47.4%。
然而高速发展伴随恶性竞争加剧,部分机构为抢占份额,通过拆分保额、更改标的使用性质变相降费, 或虚列“会议费”“咨询费”等科目套取手续费,导致费用结构失真、承保利润承压。同时,应收保费坏账风险积聚,尤其是政保类业务因财政支付延迟形成大量“空转保单”,侵蚀险企现金流,为非车险中长期良性发展带来一定压力。
此外,在极端天气等灾害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受部分险种赔付率高企影响,非车险业务整体处于“赔本赚吆喝”的承保亏损状态。
国信证券研报显示,目前,非车险业务因部分险种较新、历史定价及理赔经验缺乏,叠加手续费“内卷”,导致非车险业务面临承保亏损压力。以中国人保为例,截至2024年末,责任险、企财险及其他险种合计保费收入占比达15.7%,其中责任险及企财险均面临较高的承保亏损压力。2024年,中国平安的责任险及保证保险综合成本率均超过100%;中国太保责任险及企财险综合成本率分别为103.7%、103.8%。
为了推动非车险业务理性竞争、降本增效、提质扩面,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非车险业务高质量发展,《通知》聚焦非车险领域经营不规范、非理性竞争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强化要求。
在优化考核机制方面,《通知》推动财险公司非车险业务经营理念,由追求规模、速度向追求质量、效益转变。
在规范产品开发使用上,《通知》提出,强化保险费率管理,严格执行经备案的保险产品,推动非车险产品的使用符合备案内容,即推动“报行合一”落地。
具体来看,《通知》明确,财险公司应遵循公平、合理、充足原则科学厘定保险费率,合理设置预定附加费率和手续费率水平,不得设置与所提供服务不符的高额费用。财险公司应严格条款费率使用,持续加强主险和附加险条款费率的规范使用,严格执行经备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财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不得通过特别约定、批单、协议、备忘录等方式实质改变经备案的保险条款责任,不得通过违规拆分保险标的、拆分保险金额、更改被保险人属性、更改标的使用性质、提高或降低免赔额(率)等形式变相调整保险费率。
《通知》还要求规范经营管理费用:财险公司应严肃财经纪律,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据实列支各项经营管理费用;加强手续费核算管控,为保险销售支付的中介费用不得超过产品报备的手续费率上限;不得通过宣传费、技术支持费、防预费等方式变相支付手续费,不得通过虚挂中介业务、虚列费用等方式套取费用,变相突破报备的手续费率上限。
此外,《通知》明确强化市场行为监管,对未按照规定使用经备案条款费率,编制或提供虚假报告、报表、文件、资料等行为,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实施行政处罚。
在规范保费收入管理上,《通知》要求财险公司完善信息系统、健全内控机制,从源头严格财务管理。财险公司应在收取保费后向客户签发保单并开具保费发票。保险中介机构应配合财险公司执行相关要求,不得以垫付保费、引导投保人延期支付保费等方式扰乱市场秩序。
一位财险从业人士表示,这对非车业务的开展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例如,在厘定费率上,主险的精算报告和附加险的其他备案材料中应明确列示附加费率、平均手续费率和逐单手续费率上限;保险公司也不得与中介机构通过特别约定、批单、协议、备忘录等方式实质改变经备案的保险条款责任。另一个较大的影响是,保险公司需要“见费出单”(在收取全额保费或首期保费后向客户出具保单和开具保费发票)。
自2025年3月开始,金融监管总局就非车险“报行合一”问题征求行业意见。
中国人保集团副总裁、人保财险总裁于泽在中期业绩会上曾表示,推行非车险“报行合一”的主要目的是规范财险公司非车险业务,督促财险公司严格执行经备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有效管控应收保费风险,推进财险行业降本增效,提升内生能力,更好地服务民生保障和实体经济。
于泽认为,非车险“报行合一”监管政策有效落地,将引导行业回归保险本源,推动行业主体更加理性竞争,有效遏制行业违规问题,合理设定费率,降低费用率和应收率,提升非车险行业承保能力,提供更多更好的风险管理服务,降低行业应收保费风险。
于泽表示,“非车险长期亏损,主要是脱离了保险大数法则的基本原理。非车业务过度差异化、精细化,并且产品销售过程中通过差异化来降低费率,使得大数法则无法实际应用。车险业务近年来发展较好,就是基于大数法则在标准费率和标准条款基础上应用适度的自主系数。”
近几年,随着应届生毕业规模与新型灵活就业群体规模不断增长,两类群体的就业现状备受关注。
一方面,高校毕业生数量屡创历史新高,2025年预计达1222万人,较去年增加43万;另一方面,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的最新测算,2023年中国平台就业者总规模已达2.47亿人,占当年劳动年龄人口的28.6%,其中不乏一定比例的大学毕业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全国城镇16—24岁劳动力(不含在校生)失业率为18.9%,相比7月上升1.1个百分点,为2023年12月按新标准公布该数据以来的新高。
冯帅章表示,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人就业值得全社会重视,但没有必要过于焦虑。今年就业市场整体相对稳定,企业、应届毕业生、学校都在积极调整心态,以适应新的就业形势。未来,应谨慎对待高等教育扩招,需更注重质量而非数量。
针对规模仍在持续增长的灵活就业群体,冯帅章表示,新型灵活就业中的“灵活”是一把双刃剑。为推动新型灵活就业未来更好地发展,政策层除需大力支持平台企业与平台就业发展外,还需要积极引导灵活就业向社保缴纳方向推进。
冯帅章:自2020年起,包括应届毕业生在内的年轻人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波动较为明显。
但与去年相比,今年就业市场整体相对稳定,未出现大幅波动,企业、应届毕业生、学校都在积极调整心态,以适应新的就业形势。在近几年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就业市场没有变动反而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好消息。
此外,近几年应届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媒体对此已经“审美疲劳”,也能以平常心看待当前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经济观察报:从出生人口推断,未来十年应届生数量仍将维持高位。该如何持续缓解应届毕业生就业压力?
冯帅章: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人的就业值得全社会重视,但没有必要过于渲染焦虑情绪。从长远看,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呈下降趋势。只要宏观经济形势保持稳定,就业形势就会相对稳定。未来重点应关注劳动参与率、就业质量等结构性问题。
大学生就业问题虽然是当前焦点,但我们不应仅局限于劳动力市场,而需要追本溯源至高等教育体系本身,主动调整教育结构。首先,需要对现有高等教育院校的专业设置进行更大力度调整——由于历史原因,当前一些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实际需求脱节,调整空间很大。同时,专业的具体内容也需要优化,使其更贴合市场最新需求。
其次,应谨慎对待高等教育的扩招,需更注重质量而非数量。目前,由于高考人数有望逐年上升,高等教育体系仍存在强大的扩招动力。从长远看,高等教育扩张对人才培养、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扩招必须建立在保障教育质量的基础上。如果高等教育系统的师资、宿舍等资源没有相应增长,仅单纯扩大学生规模,就会摊薄教育投入,进而可能降低人才培养质量,影响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近几年,研究生宿舍资源紧张、大班授课成为常态等扩招“后遗症”屡见不鲜。因此,建议在大学扩招问题上更为谨慎。如果需要在质量和数量间取舍,应优先保障培养质量。
冯帅章:我一直告诉我的学生,不要被动地找工作。除关注薪资待遇与工作稳定性外,更要主动关注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为提升就业竞争力,大学生从入学起就应树立就业意识,持续为自身投资。
大学期间,学生需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尽管大学生活丰富多彩,但个人仍需扎实学习专业知识,打好专业基础;第二,积极拥抱新技术,关注前沿科技,例如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等在各领域的应用;第三,充分利用暑假参与实习,提前了解就业市场的需求。
在实际求职阶段,个人也需调整心态:例如应考虑工作的长远发展,而非仅看重短期待遇;其次,要大胆、积极尝试不同的行业、职业和就业地域。如果一直以“工作稳定、高薪、压力不大”为目标找工作,大学毕业生必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冯帅章:这需要从两个角度客观看待:一方面,从大学生个体来看,在就业形势不理想的情况下,部分同学短期内选择从事外卖骑手工作,可能有自身考量,值得尊重甚至肯定;另一方面,如果外卖骑手这类“基于位置的灵活就业群体”中大学生占比过高,可能反映出更理想、专业对口的岗位供给不足,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应该高度关注。
经济观察报:近些年,新型灵活就业群体数量快速增长,平台容纳就业是否存在峰值?
冯帅章:新型灵活就业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云端的新型灵活就业”,如直播带货、短视频博主等;另一类是“基于位置的新型灵活就业”,从业者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单,但需要前往特定的地理位置提供服务,如外卖配送、网约车等。
基于位置的新型灵活就业服务于当地市场,受当地市场总需求限制,必然存在吸纳就业峰值。以网约车行业为例,发展初期,网约车凭借服务优势迅速做大市场,网约车司机数量也随之激增,但一座城市对网约车的需求不可能无限增长,因此市场对相关劳动力的需求存在峰值,且峰值主要由当地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决定。
我认为,受当前人口规模、经济增长等因素影响,基于位置的新型灵活就业在吸纳就业上已经趋于饱和,打网约车和点外卖的消费者不可能无限增长。
而基于云端的新型灵活就业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就业吸纳能力更强;同时,这类就业还能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甚至催生新型服务业态,且主要吸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
由于基于云端的新型灵活就业蕴含许多可能性,例如直播带货、电子游戏、知识付费等,因此接下来值得大力发展和探索。
经济观察报:如果网约车、外卖平台容纳的就业容纳量达到峰值,政府部门是否应主动调控?
冯帅章:政府在是否调控平台容纳就业上需格外谨慎。当平台就业达到峰值后,若仍有大量人员涌入,市场机制会通过调节从业者收入,引导他们去往其他行业就业。例如,如果网约车平台与司机过多,会导致网约车司机收入下降,竞争到一定程度,部分平台与司机会主动退出,这是典型的市场调节机制。
经济观察报:今年以来,外卖骑手的整体保障水平提升较快。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是否也应该加快推进?
冯帅章:从长远看,让每位劳动者都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因此推动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者参保至关重要。尤其在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更不能让劳动者“只关注今天而忽视明天”。社保制度的可持续运转,也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
但从短期看,推动大量灵活就业者缴纳社保需量力而行,要综合考虑个人和平台的社保缴纳意愿、缴纳压力等因素。由于当前宏观经济增长面临一定压力,应从实际角度出发,逐步破解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难题。
首先,针对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缴费负担,政策层可考虑适当降低职工社保的最低缴费标准。由于灵活就业群体的收入波动较大,建议根据其收入水平灵活调整缴纳金额——即便缴费金额会有所起伏,只要持续参与社会保障系统,退休待遇水平也能根据缴费总额合理确定。
除个人缴费意愿外,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平台是否应帮助灵活就业者参保。尽管多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没有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但政府部门应该鼓励甚至要求平台,基于其对劳动者支配性管理关系,帮助骑手、网约车司机缴纳社保。
冯帅章:新型灵活就业中的“灵活”是一把双刃剑,既表明个人就业时拥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也意味着工作稳定性不足、保障缺失。现实中,大量劳动者将灵活就业视为下一份稳定工作的过渡阶段。
我们的最新测算显示,2023年中国平台就业者总规模已达2.47亿人,占当年劳动年龄人口的28.6%。其中,全职和兼职并存且规模接近:全职平台就业者1.29亿人,占当年劳动年龄人口的14.9%;兼职平台就业者为1.18亿人。
展望未来,平台灵活就业规模预计将继续增长。因此,未来需要辩证地看待新型灵活就业的发展,政策层除需大力发展平台就业外,还需要积极引导灵活就业向正规就业或社保缴纳的方向推进。值得注意的是,社保缴纳与劳动关系不应绑定。以网约车司机为例,政府应积极引导和鼓励平台为长期稳定服务的全职司机缴纳社保。
在奈雪的茶点单小程序上,“奈雪小绿瓶,低GI新升级”的宣传语被加大加粗,在这款产品于九月底升级的配料表中,悄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D-阿洛酮糖”。
在获准使用三个多月后,这个被业界寄予厚望的代糖“新贵”逐渐开启商业化应用。
7月2日,国家卫健委正式批准D-阿洛酮糖为新食品原料。此后,产业端迅速响应。9月23日,中粮集团率先发布国产D-阿洛酮糖产品,并与霸王茶姬、蒙牛等下游企业进行意向签约。另外,保龄宝、三元生物、东晓生物等代糖生产企业也纷纷表示要加快布局D-阿洛酮糖。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提出,到2030年,人均每日添加糖摄入量需控制在25克以内。如何在满足人们对甜味渴望的同时严控糖分摄入成为食品行业的共同命题。因此,寻找更安全、更优质的代糖解决方案成为行业内外关注的焦点。
被誉为“新一代代糖标杆”的D-阿洛酮糖,拥有口感接近蔗糖、热量低、可“炒糖色”等特点。它会成为代糖的最佳方案吗?从实验室到市场,它的产业空间又有多大?
代糖,学名为“甜味剂”,是指能为食物提供甜味,但少提供或不提供热量的食品添加剂。它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等天然代糖,另一类是阿斯巴甜、安赛蜜等人工代糖。尽管代糖已被广泛使用,但其长期安全性仍存在争议,市场始终呼唤更安全、更优质的代糖解决方案。
D-阿洛酮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天然代糖。根据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食品营养与健康分会于今年1月发布的《D-阿洛酮糖的科学共识》(下称“共识”),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单糖类甜味物质,在自然界中含量稀少,因此也被称为“稀有糖”,微量存在于无花果、猕猴桃、葡萄干等食物中。该共识指出,D-阿洛酮糖的甜度为蔗糖的70%,具有与蔗糖相近的口感和容积特性。同时,它也能发生美拉德反应,赋予食品独特风味和色泽,具备良好的产业应用潜力。
在代谢特性方面,共识提到,D-阿洛酮糖的能量为1.67kJ/g(0.4kcal/g),约为蔗糖的十分之一。由于人体缺乏代谢它的酶,它不参与葡萄糖相关代谢,也不产生能量,最终通过肾脏排出。此外,与果糖相比,它没有升高血脂、尿酸的风险,也不引发体内炎症,在改善肥胖状况或降低2型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方面具备潜力。
在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搜索“阿洛酮糖”,可见不少标注“香港直发”“现货美国”“现货韩国”等字样的产品。目前,D-阿洛酮糖已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用于食品生产。研究机构GlobalMarketInsight(一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市场研究与数据分析服务的机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D-阿洛酮糖市场规模为1.477亿美元,预计2025年至2034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超过14%。
该代糖获批使用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始布局,而对于上游的原料供应、技术研发企业,中游的生产制造企业来说,工艺是第一道门槛。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告,D-阿洛酮糖主要有两种生产工艺:一种是通过大肠杆菌发酵的生物发酵法,另一种是利用酶催化转化的酶转化法。
中大恒源是河南一家食品原料生产企业,已获得D-阿洛酮糖的生产资质。该公司总经理金子恒告诉经济观察报,虽然生物发酵法转化率较高,但对设备自动化和菌基因工程技术要求极高,前期投入大,目前通过该工艺审批的企业较少,多数企业采用酶转化法。
但是中粮生物科技淀粉糖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梁永红介绍,多数酶制剂企业因缺乏早期技术储备,短期内难以实现市场化供应。而中粮集团生产D-阿洛酮糖所用的酶是自主研发的。
金子恒也提到,现阶段,D-阿洛酮糖的生产企业要么是自主研发菌酶制剂,要么是从高校或研究机构购买酶制剂,以中大恒源为例,其酶来源是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中大恒源与福洋生物两家企业就该研究所D-阿洛酮糖酶制剂的知识产权达成了独家合作。
金子恒认为,现阶段,酶制剂是制约D-阿洛酮糖生产的重要因素。此外,企业获取D-阿洛酮糖生产许可证的流程相对复杂,需要较长周期。头部企业已经布局,相关机构此时入局,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已处于劣势。
目前,包括保龄宝、三元生物、东晓生物等主要代糖生产企业均在加大D-阿洛酮糖的布局。3月,保龄宝启动年产2万吨阿洛酮糖(二期)扩产项目,根据不同产品结构,预计2026年D-阿洛酮糖年产能将达到约3万吨。8月7日,保龄宝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提到,该公司的D-阿洛酮糖产品已在美国、韩国等国家销售,并积极推进其在国内的审评审批工作。三元生物也计划在2025年将D-阿洛酮糖产能从1万吨扩产至2万吨。东晓生物研发中心主任王建彬在今年8月透露,该公司相关产品审批手续已在报批,预计年内第一批产品将上市。
梁永红介绍,娃哈哈、康师傅、今麦郎、元气森林等企业均对样品感兴趣,并有意进行测试。在9月23日的发布会上,德馨食品、秋林饮料、蒙牛、霸王茶姬等企业现场与其签订了意向合作订单。
霸王茶姬质量总监周四伟介绍,该公司已在第一批产品研发中尝试应用,正大力推进测试,但尚未制定明确的产品上市计划;另一位下游品牌商提到,消费者对D-阿洛酮糖的认知度不高,需要更多科普。相较于其他代糖,D-阿洛酮糖成本较高,目前尚处于尝试阶段。一家饮料企业相关人员对经济观察报说,含有D-阿洛酮糖相关产品虽已进入测试阶段,但最终是否使用仍需内部评估。
金子恒将积极性较高的下游客户分为四类:第一梯队是保健品和健康食品企业;第二梯队是烘焙企业;第三梯队是健身代餐相关企业;第四梯队是茶饮企业。其中,轻资产品牌的产品开发效率最高,相较于大公司,这类企业更加灵活,对于新事物的尝试也更加积极。
成本是下游企业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量。金子恒透露,此前D-阿洛酮糖的国际价格一度高达4万—4.8万元/吨,随着更多国内生产企业的加入,目前价格为2万—2.4万元/吨。相比之下,赤藓糖醇价格为1万元/吨左右。
周四伟也称,添加D-阿洛酮糖会使成本上升,但随着产能提升,成本有望持续降低,“从产品角度看,添加D-阿洛酮糖后,产品在营养、健康和口感上都有进步。我们希望整个产业链能把成本降下来,让更好的代糖应用到更多产品中”。
梁永红表示,目前D-阿洛酮糖价格是普通蔗糖的3—4倍,但中粮生物科技方面可根据客户企业需求定制复配糖浆以降低成本,“随着规模效应扩大,我们争取在明年或后年实现更好的综合性价比”。
产能过剩也是生产企业应警惕的风险。此前,另一款代糖赤藓糖醇曾因“零热量”概念快速崛起,但后续产能过剩引发激烈价格战,产品价格从4万元/吨跌至约1万元/吨。行业自2024年起进入去产能阵痛期。如保龄宝在2023年年报中提到,据统计,仅6家头部生产商可生产的赤藓糖醇总产能就将达到44.5万吨/年,而这一产能已是2021年中国赤藓糖醇总消费量的20倍,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赤藓糖醇生产国,2022年产量占全球比重近80%。但在需求端,2022年全球赤藓糖醇总需求为17.3万吨。
金子恒提到,一些公司与科研机构就酶制剂的知识产权进行独家合作,也是为了避免D-阿洛酮糖被泛滥生产。
但他对产业前景保持乐观。金子恒认为,相较赤藓糖醇,D-阿洛酮糖在使用场景上更广泛。赤藓糖醇在冰淇淋、果冻等低温产品中易结晶,而D-阿洛酮糖能较好解决这一问题。随着产业产能的扩大,后续D-阿洛酮糖成本也会有所下降。
梁永红告诉经济观察报,D-阿洛酮糖要获得市场成功,关键在于四方面:持续的技术创新与成本控制;构建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加快相关应用标准与标识规范的落地;通过跨界合作、内容种草等方式实现从B端到C端的认知打通。
再过一个多月,生长在海拔1800-3200米高原地区的青刺果将渐次进入开花期,这种植物受积雪融水灌溉,盛开时满树白花,被当地人称为“百花之王”。
青刺果寒冬开花,春季结果,全株均可入药,云南少数民族将其嫩尖捣烂,外敷可消炎止痛、促进伤口愈合。2015年,云南本土美妆企业贝泰妮发现了青刺果在人体皮肤上的效用:青刺果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具有皮肤屏障修复作用;青刺果仁经萃取后得到的青刺果油含有黄酮提取物,具有抗衰老作用。
2018年,贝泰妮旗下品牌薇诺娜将青刺果应用于护肤品中,推出青刺果修护保湿喷雾,宣称起到屏障修护与舒缓功效,该产品在2019年“双11”期间通过直播间售出1.7万套。2024年3月,薇诺娜通过提取青刺果多糖(PROMAX),将其明星产品舒敏保湿特护霜升级为2.0版本。当年财报显示,该产品在天猫“双11”大促活动期间的敏感肌面霜赛道中蝉联销售榜首。
像贝泰妮一样,用“植物成分”打造爆品的逻辑,如今成为国内化妆品企业的共同选择。
在9月25日到9月27日举行的2025年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行业年会上,多家化妆品企业展示最新研发成果,其中,中国本土植物成分成为各化妆品企业展示产品功效与差异化竞争的“抓手”。
例如,谷雨从新疆沙漠地区的光果甘草根部中提取出光甘草定,相宜本草从生长于海拔1600-4000米的红景天中提取到红景天苷,上海家化则将青蒿提取物应用于旗下品牌玉泽、启初。
主打植物成分的化妆品企业也因其在科研技术上展示出的前沿能力,构建起包括品牌认知在内的“护城河”。2025年至今,以植物提取物为主要核心原料成分的化妆品企业申请上市的企业就有5家。
中国香妆协会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姚永斌认为,中国化妆品行业正迎来原料创新与国产替代的关键转折期,其中,本土植物资源和植物原料是未来化妆品企业的重要需求之一。
在此次展会现场,杉海创新的销售人员倪丽(化名)告诉经济观察报,近两年来,除了透明质酸(玻尿酸)、重组胶原蛋白等化学成分外,其接触到的客户中,不少人在寻找具有创新性的植物成分,“大家想找一些具有稀缺性质、有地域特色的植物成分”。倪丽所供职的杉海创新专注于新成分开发,该公司产品销往欧莱雅、华熙生物、贝泰妮等多家国内头部化妆品企业。
事实上,倪丽提到的植物成分并不是新概念。如积雪草提取物、人参提取物已有成熟的应用范围,早年间也涌现了佰草集、相宜本草、本草堂等以“草本”为主打概念的护肤品牌。
国货美妆品牌的明星大单品中以单一植物提取物作为主要成分的产品也不在少数:自然堂小紫瓶精华以来自喜马拉雅海拔3355米地区的喜默因为核心成分;谷雨的光感美白修护精华霜以光甘草定为核心成分;相宜本草红景天焕白精华液以红景天苷为核心成分;佰草集金盏花系列以金盏花提取物为核心成分等。
但是化妆品企业盼望获得更独特的植物成分。从化妆品新原料备案中,也可窥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植物成分的热情。
姚永斌引用的一组数据显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自2021年5月开启化妆品新原料备案以来,植物原料数量由2022年的3款增至2024年的42款。2024年植物新原料备案数量超越化学原料,占据主导地位,植物新原料备案量也成为原料备案中增长最快的类型。
一方面这与政策推动相关。2025年2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支持化妆品原料创新若干规定》,并明确鼓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结合我国传统优势项目和特色植物资源研发新原料”,并设立优先审评通道。
据国家药监局数据,截至今年7月的化妆品新原料备案总数量为86款,几乎与去年全年的备案总量持平,其中植物原料备案数量为27款,占比33.3%,同比增长超47%。
另一方面,在倪丽看来,植物成分的再兴起也与美妆企业的科研技术突破脱不开关系,“中国植物成分中还存在众多功效良好的活性物,这对化妆品企业来说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从化妆品企业建立差异化品牌认知来看,美妆品牌更倾向于以专属原料作为系列产品中的关键成分,并且从该原料的专利、科研论文等多个维度建立品牌认知,这有利于品牌向市场证明自身对成分的功效保证,也代表了其自研原料在市场中的领先作用。
福瑞达生物股份董事长高春明告诉经济观察报,长期以来,化妆品行业普遍缺乏对植物中单一活性成分进行分离和鉴定的技术手段,科研人员往往只能将植物提取物视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功效。这种方式虽然能够验证植物的护肤潜力,却无法明确“哪一种分子在发挥关键作用”,导致功效研究与产品开发缺乏针对性。
他解释称,植物提取并非“榨汁机式”的简单过滤,而是一项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精密工程。科研人员必须先对植物中的活性分子进行识别与标记,再通过分离手段将其从复杂杂质中提取出来,并控制其纯度与稳定性,使其在人体皮肤上真正产生功效。提纯环节也一直是中国化妆品企业的短板。
但2022年至今,国内化妆品行业逐步掌握“活性物标记、杂质分离、纯度控制”的全流程技术。多家中国品牌相继突破关键性技术,植物中核心功效成分的“分子画像”愈发清晰。
例如,植物医生采用酶解—超滤耦合技术,从铁皮石斛中高纯度分离出石斛寡糖;相宜本草通过双菌株协同发酵技术,使红景天中红景天苷的含量比原药材提高86.29%;自然堂运用超临界CO2萃取与超声波辅助技术,从高山雪莲花中提取出纯度达98%的紫丁香苷;谷雨则以熔融结晶提纯技术,将从光果甘草中提取的光甘草定纯度提升至99%。
谷雨相关研发负责人介绍,光果甘草是一种生长在沙漠和半荒漠地带的珍稀植物,其中光甘草定含量仅占根部干重的0.1%-0.3%,提纯难度大。由于稀缺和工艺限制,其国际市场价格一度达到每公斤10万元以上,被称为“美白黄金”。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后,谷雨将光甘草定的高纯度提取得以规模化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该负责人还称,消费者普遍认为草本植物“天然安全”,但从科学角度看,植物中可能含有成千上万种物质,甚至是杂质。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保证活性成分有效的前提下,分离并剔除杂质,并通过靶向递送技术让有效成分精准作用于特定细胞。
AI技术的进步更是推进了美妆企业对化妆品成分的筛选进度。AI的算法能力使得成分筛选不再依赖传统的反复试验,而是可以在庞大的数据中快速锁定潜在有效分子。
谷雨相关研发负责人介绍,利用AI科技,谷雨在另一个核心成分稀有人参皂苷CK实现了突破。通过“智酶仿生科技”,谷雨从近200万种酶中筛选6大最优生物酶,最终得到超98%的高纯度稀有人参皂苷CK并实现量产,该成分现已成为谷雨抗衰老体系的支柱原料。上海家化也利用AI筛选,找到青蒿植物提取物中的关键起效成分和对应功效靶点,从153种提取物成分中找到64种调控炎症的关键蛋白。2025年2月,含有AI研发成果青蒿提取物的玉泽第二代屏障修护系列面霜面市。
中国化妆品企业对植物成分,尤其是对本土植物成分的技术突破和利用,也让其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今年3月,谷雨启动A股IPO进程;4月,植物化妆品原料供应商伽凯生物申请北交所上市;5月,以山茶花为护肤品主要原料的林清轩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7月,以高山植物石斛兰为核心成分的植物医生启动深交所主板IPO进程。
还有不少资本将目光投向具有植物原料研发能力的企业。9月29日,自然堂获欧莱雅集团、加华资本超7亿元融资,随后递表港交所寻求上市;以植物愈伤组织技术开发珍稀植物提取物的未名拾光,在今年5月获欧莱雅集团与纳爱斯集团近亿元的共同投资,聚焦联合研发新型植物活性成分;从油茶枯中提取生物表面活性剂皂苷的菁萃生物,在今年4月完成千万级A融资。
今年4月,自然堂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郑春颖向行业发声,倡导国货品牌加快使用国产原料替代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原料,并保持产品不提价。姚永斌也提到,化妆品品牌方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本土植物原料,以迎合市场对“中国成分”的偏好,“据部分发达国家化妆品产业的发展经验,未来国货及国产原料将占国内市场份额的80%以上”。
未名拾光联合创始人陈家悦曾在原料竞争的国际竞争话题中提及,原料若要走出国门,必须在科学技术上有极大优势,“低成本仿制永远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国际大牌永远只看原研材料”。
根据中国香妆协会的统计,全国化妆品2024年的交易总额超过1万亿元,其中,国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5.2%,超过了外资进口品牌。姚永斌说,国产原料在纯度、稳定性和功效上已接近甚至超越国际水平,增强了品牌对本土原料的信心。未来,随着中国化妆品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国产原料将在本土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10月11日,经济观察报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根据娃哈哈内部销售系统的统计,今年1—9月,娃哈哈实际销售额为279亿元,较去年同期的289亿元下降约3.46%。该数据统计口径为娃哈哈旗下销售公司所达成的销售额。
2024年11月,娃哈哈在销售会议上透露,2024年,公司业绩已“拉齐十年前规模”,但未披露具体数字。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娃哈哈销售规模接近783亿元,2014年约为720亿元,因此市场推测其2024年销售额可能达到700亿元左右。
不过,上述知情人士指出,娃哈哈对外公布的销售数据未剔除内部关联交易。因为娃哈哈包含产、供、销体系,对外公布的销售额中包含了内部生产公司向销售公司供货的金额。若仅统计销售公司对外实际销售额,2024年该部分金额达38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创下近年最佳增长纪录。
2024年2月,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去世,引发公众对其企业家精神的广泛缅怀,也为娃哈哈带来了一轮销售增长。然而,在宗馥莉接棒管理后,公司经历了一系列波动。
2024年7月15日,宗馥莉通过《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函》宣布辞去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7月18日,该函件在网络上曝光并引发关注。四天后,娃哈哈集团通过官方声明宣布宗馥莉回归并继续履行管理职责。
事件并未就此平息。随着宗庆后其他子女进入公众视野,家族内部的矛盾被摊在了桌面上。2024年12月,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三人,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宗馥莉及建浩创投(宗庆后生前控制的离岸公司)列为被告,请求确认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内18亿美元资产为信托财产,并要求宗馥莉履行受托责任。
与此同时,内地遗产纠纷案件也于2024年7月8日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案件聚焦资产归属与血缘关系认定等核心问题。
在处理遗产纠纷期间,宗馥莉也在推动娃哈哈进行多项内部调整,包括将员工劳动合同转签至宏胜集团体系、与经销商重新签订代理合同;调整组织架构,并尝试推进数字化建设,以转变过去“一言堂”的传统管理模式。然而,相关改革也引发了员工集体诉讼及经销商资源“去娃哈哈化”的质疑。
最新消息显示,宗馥莉已于9月12日向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辞去公司法人代表、董事及董事长等相关职务并已通过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相关程序。此外,还有消息称,宗馥莉此次辞职,是因为商标使用“不合规”,宗馥莉决定经营自己的品牌“娃小宗”。
目前,又有消息称,许思敏接任了娃哈哈集团总经理一职。天眼查显示,许思敏任娃哈哈集团监事,根据娃哈哈方面2024年11月发布的文章,许思敏是娃哈哈集团法律办主任。对此,经济观察报向娃哈哈方面求证,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双节创出了新高:总计8.88亿人次出游,总花费超过8000亿元。为了迎接海量游客,各地政府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江苏、湖北、辽宁等多省一把手走上街头,来到古城墙、小吃街、文创店,为当地旅游业站台。
地方政府的热情可以理解。与动辄上百亿元投资的传统大型基建项目和工业项目相比,文旅在规模上似乎并不占优势,但文旅的优势在于其具有的普惠性。文旅支出大部分不会流向机器、钢筋和水泥,而是会源源不断地流向拥有各类技能和才能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街头小店的经营者、夜市烤串的师傅,也可能是在古建筑群中穿着汉服表演的演员。
对当下背负着债务压力和就业压力的地方政府而言,文旅所代表的经济发展动能尤为宝贵。
过去二十多年,“投资于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这种模式以基建和制造业投资为引擎,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形成了中国在产业和基建方面的巨大规模优势。但是以“投资于物”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固然能够带来更多高价值的就业岗位,但随着自动化的推进,其带来的普通就业岗位数量要远小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此外,服务业的发展也相对滞后。
在一件售价100元的工业品中,人工成本占比可能不到10%。由于资本投入的回报更为突出,劳动力在产出的财富分配中所占份额就相对较少。这会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面临压力,进而限制总需求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宏观经济数据与个人感受之间的“温差”。
基于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人在财富增长中的重要性,要让人在财富的创造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更要让财富的增值服务于占据大多数的普通人。这将带来更具包容性的长期增长。
要让人在财富的创造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更有效地“投资于人”,以一种更长远而非短期功利的心态“投资于人”。
拿教育来说,从巩固普惠性学前教育到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再到高等教育改革和终身教育机制建设,我们需要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以适应新的就业形势。这种“高”不仅仅是指学历上的高,也不是单指持有多高级别的资质证书,而是技能的多元和精深。每个人有着不同的性格禀赋,这些禀赋在锻炼和培训后,能够胜任不同岗位、满足不同市场需求。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各种劳动技能培训,让更多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
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也需要一个更加丰富多元的市场。从个体角度来说,这种丰富和多元来自人们千差万别的兴趣爱好。这些不同的兴趣爱好既创造了不同的市场需求,也为具有不同性格和才能的人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他们可能正是需求的提供者。
因此,投资于人必先尊重人。在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界限内,尊重这些千差万别的兴趣爱好,就是呵护一个个活力迸发的新市场。比如近年各地快速发展的漫展、脱口秀表演等新商业场景,为大量有才能的年轻人带来了新的舞台,也满足了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投资于人更是为了每个人。财富的创造与财富的分配,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大力投资于人,正是为了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梦想的机会,并从经济增长中更多更公平地获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释放消费带来的经济增长动能。
这对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包括持续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着力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让劳动者获得与增长相匹配的回报。再分配环节也要充分地发挥调节功能,通过个税抵扣制度的调整、社会保障的加强、转移支付等手段增加家庭收入和民生投入。
说到底,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才是财富增长的目的。当人的潜能被充分激活,众人汇聚的创造力与消费力,将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充沛的动能。
当前,卫星物联网已成为支撑新型工业化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不仅可以丰富卫星通信市场供给,还能有效支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10月1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简称:《通知》)。《通知》提出,将通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丰富卫星通信市场供给,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此举也被业内认为是我国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提速的标志。人民日报对此评论指出,发展卫星物联网是支持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培育打造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通知》,此次试验聚焦低速广域物联服务,覆盖穿戴设备、交通工具等多元场景,核心目标是构建可复制的商业模式与安全监管体系,支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保障试验质量与行业规范,《通知》为参与企业设立了清晰门槛,要求企业具备卫星物联网星座建设能力,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以及有科学完善的商用试验方案等。在申请流程上,企业需先经所在地通信管理局初审,再由工信部进行审查并组织专家评估论证,通过后方可获得试验资格。
技术与安全规范方面,《通知》提出明确要求:参与企业需接入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全面支持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同时需严格规范无线电频率使用行为,并落实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管理责任。
此次商用试验的推进,是我国卫星通信产业政策持续落地的重要体现。随着低轨卫星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卫星物联网已成为支撑新型工业化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通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丰富卫星通信市场供给、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行业服务能力,同时构建安全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经验与发展模式。
从市场前景来看,卫星物联网赛道增长潜力显著。据卫星专业咨询公司Euroconsult预测,到2030年,全球卫星物联网连接数将突破3亿个,市场规模有望攀升至千亿美元级别。
中国银河证券研报指出,我国卫星物联网星座规划具备较强前瞻性,核心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当前,我国卫星物联网的客户群体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主,这些国家整体网络覆盖度相对较低,对低成本卫星物联网服务的需求尤为迫切。研报指出,随着我国卫星物联网组网完整度的持续提升,其全球化市场规模有望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快速增长。
早在8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优化业务准入促进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明确,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依托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研究设立新型卫星通信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企业开放。
此次试验是落实《意见》的关键步骤,标志着我国卫星通信政策从框架设计进入实操阶段。通过“试验—评估—推广”闭环,既规避系统性风险,又为新兴产业提供规范化发展模板,最终服务于国家双循环战略。
卫星通信业务是利用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中继站,在地面站、用户终端之间传递语音、数据、图像等信息的通信服务,具有覆盖范围广、通信容量大、传输质量好等优点。这意味着即使在海洋、荒漠、高空等传统信号盲区也不会掉线,为应急救援、远洋航运、野外勘探等场景提供了通信保障。能直连卫星的可不仅仅是手机,还包括电脑、汽车、船舶、无人机等终端设备,这将推动通信、交通、航空航天等产业融合创新,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早期卫星通信终端多为专业设备,通信终端和通话费用价格不菲,令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随着技术迭代,如今已拓展至大众消费领域。在我国,自基础电信运营商推出手机直连卫星业务后,不少手机厂商推出了多款具备直连卫星功能的手机,通过定制芯片、优化天线就能支持卫星通信,费用也逐步亲民。
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颁发卫星移动通信业务经营许可。这意味着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都获得了卫星移动通信业务经营资质,可以开展手机直连卫星等业务,丰富应急通信、海事通信、偏远地区通信等场景应用。卫星通信解锁的是海陆空全场景通信能力,将开启天地融合新空间,打开万亿市场的大门。
值得注意的是,卫星通信已成为手机业的新战场。由于技术门槛降低,智能手机也能实现直连卫星,随着卫星通信模块成本持续下降,中端机型有望很快普遍搭载卫星通信功能。在手机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的当下,卫星功能成了手机厂商差异化突围的关键抓手。
据经济日报报道,目前,华为、小米等头部品牌已推出多款支持卫星通信功能的手机,中小厂商也在快速跟进,共同推动产品创新迭代。卫星功能还带动手机厂商与导航、应急、旅游等服务方合作,构建“硬件+服务+内容”的新生态,催生 “户外探险通信”“远洋应急联络” 等新应用。
此外,卫星通信将为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注入发展动能,助力构建 “空天地海” 一体化的万物智联新格局。对于已建成或在建低轨物联网星座的企业而言,商用试验为其提供了市场化验证的“通行证”。卫星物联网为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提供服务,将直接赋能低空经济的无人机物流、低空游览等场景,解决跨区域通信盲区问题。
10月8日,百济神州公告,艾伯维决定不对美国专利商标局最终决定提起上诉,双方已提交共同协议。
这场专利战始于2023年6月,当时,艾伯维子公司以泽布替尼侵犯其伊布替尼专利权益为由,起诉了百济神州。
百济神州是中国创新药“一哥”,也是国际化成绩最好的药企。对百济神州来说,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战役。
泽布替尼是中国第一款在美获批的创新药,也是中国第一款国产重磅炸弹药物(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上市以来为百济神州贡献营收合计超64亿美元。近几年,泽布替尼在美国市场更是风生水起,2025年上半年,在BTK抑制剂领域,泽布替尼市场占有率已超过对手伊布替尼,提升至全球第一。可以说,百济神州造就了泽布替尼,泽布替尼也成就了百济神州。
专注生命科学领域业务的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泱告诉经济观察报,百济神州与艾伯维自愿撤回全部诉讼,标志着双方在本次专利争议中取得了程序性和实质性进展,也为中国创新药出海解决专利纠纷提供了思路。
这场诉讼的落幕,被业内视为中国创新药企在美国知识产权和法律体系下一次标志性胜利。长期关注医药领域法律案件的北京至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岑岩告诉经济观察报,这次胜利为泽布替尼的长期自由运营提供了保障。
回顾整场专利战,关键转折点是百济神州主动提出了专利授权后复审(PGR)程序,并成功使涉案专利被宣告全部无效。
2023年6月,艾伯维凭借刚刚获得的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授权的第11672803号美国专利(下称“803专利”),起诉百济神州泽布替尼侵犯其专利权益,要求法院认定侵权并给予赔偿。
艾伯维从2003年起就开始布局伊布替尼的专利。2020年6月,泽布替尼在美获批半年后,艾伯维递交“803专利”申请,尝试扩大保护范围。2023年6月13日,艾伯维获得“803专利”授权。
从时间线来看,艾伯维是有备而来。拿到新专利两天后,艾伯维起诉了百济神州。
面对艾伯维的凌厉攻势,百济神州并未仅在侵权诉讼的法庭上被动防守,而是直接向美国专利商标局发起专利授权后复审程序,挑战艾伯维专利本身的有效性。
这一招成为整场战役的胜负手。2023年10月,法院同意暂缓诉讼,等待专利授权后复审结果。
2025年4月,美国专利商标局作出一项最终书面决定,宣布“803专利”全部权利无效。尽管艾伯维随后尝试了局长复审请求,但均被美国专利商标局拒绝。
顾泱分析,从本案来看,专利授权后复审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手段,可将争议焦点从被控侵权转向专利有效性本身,这种战术使中国创新药企拥有主动权,而不仅仅是被动应诉。相较于法院长期、证据繁琐的诉讼流程,专利授权后复审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得到相对确定性判断,规避长期不确定性。
顾泱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选择也基于百济神州对美国专利制度机制的了解和战略判断。这一主动制度工具的运用,使得百济神州从被诉方反转为制度设计者,最终取得实质性进展。
李岑岩也持类似看法,专利授权后复审策略将百济神州从防御者转变为了进攻者。她告诉经济观察报,侵权诉讼是在法院进行,焦点是“我的产品是否落入你的专利保护范围”;而专利授权后复审是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进行,焦点是“你的专利本身是否有效”。通过专利授权后复审,百济神州掌握了主动权。
这场专利战的走向,是否可能改变部分跨国药企常使用的专利诉讼延迟策略(指企业利用诉讼过程本身耗费的时间来延缓竞争对手上市)?
顾泱认为,短期来看,专利诉讼延迟策略很难被取代,专利授权后复审程序的介入不会直接防止原研药企提起诉讼,但可能会削弱诉讼延迟策略的优势。
虽然泽布替尼和替雷利珠单抗都是百济神州的重磅单品,但前者贡献超七成销售额,比重远超后者。不仅如此,泽布替尼还率先在美获批,成为百济神州打入美国市场甚至布局全球市场的排头兵。2019年11月,泽布替尼在美获批,随后迅速占领市场并陆续在全球70多个市场获批。
伊布替尼则是艾伯维一款核心产品,也是BTK抑制剂领域的first-in-class(同类首创)药物,巅峰期销售额曾逼近百亿美元大关。不过,2022年起,伊布替尼的市场份额逐渐被泽布替尼、阿卡替尼、奥布替尼等新一代BTK抑制剂侵蚀。
2023年,泽布替尼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一大适应证上与伊布替尼展开头对头研究,并获得优效结果,奠定其best-in-class(同类最佳)地位。这是国产创新药第一次在头对头研究中击败欧美重磅药物。
在临床研究中击败伊布替尼的这一年,泽布替尼全球销售额首次突破10亿美元。也是在这一年,艾伯维向百济神州发难。
对百济神州来说,一旦泽布替尼被施加专利禁令或高额赔偿,不仅意味着失去“现金牛”,还将打击市场对其全球商业化能力的信心,甚至影响其后续产品的研发和出海前景。
不出意料的是,双方的专利战打成了持久战。在双方围绕专利是否侵权、是否有效展开明争暗斗的同时,泽布替尼的市场表现越发突出。2024年,泽布替尼以26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跻身全球抗肿瘤药物销售排行榜前20强。2025年一季度,泽布替尼在全球BTK抑制剂市场的整体份额超越了伊布替尼。
这次胜利,为泽布替尼提供的保障是多重且有力的,除了确保泽布替尼不会因“803专利”被禁止销售或支付专利许可费外,还展示了百济神州应对此类诉讼的能力。
在10月8日的公告中,百济神州提到,这次诉讼未对泽布替尼在美国的研发和销售产生不利影响,且未对百济神州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顾泱告诉经济观察报,泽布替尼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地位得到了巩固,但专利战的结束并不代表市场竞争的终结,中国创新药企仍需在后续管线创新、适应证拓展及合规运营等环节保持战略定力。
双方自愿撤回诉讼,不仅是百济神州的胜利,也是中国创新药企从“防守式出海”走向“规则型出海”的转折。
在国际医药市场,专利诉讼并不罕见,它常常被视为一种常规的商业竞争策略。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往往利用复杂的专利布局和丰富的诉讼经验,为潜在竞争者设置门槛。
从全球看,生物医药第一大生态是美国,第二大生态就是中国。在fast-follow(快速跟随)领域,中国优势明显,近两年已动摇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地位。这一方面让欧美药企不得不重视来自中国的对手,另一方面也让中国药企成为专利战中的常客。
2025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4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医药制造业在海外遭遇知识产权纠纷的比例为4.1%,在中国出海企业行业类型中排第三。2025年6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调查(2024)》显示,2024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企业涉外新立案专利诉讼案件共29起,其中中国企业作为被告的案件为22起,相关案件均在美国。
2025年7月,江苏发布中国首个生物医药领域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指引(中英双语版),该指引填补了国内生物医药企业在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的指引空白,为正在加速出海的生物医药企业提供系统性、专业化的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指导。
在出海路上,中国创新药企要应对的挑战有很多,知识产权问题是重中之重。它们不仅要“打铁自身硬”,更要适应国际游戏规则,学会迎战。
过去,在国际知识产权纠纷中,中国药企多以被告或和解者形象出现。而此次,百济神州以挑战者和胜利者姿态提振了行业信心。
顾泱分析,此案为中国药企在海外应对复杂专利战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即在理解美国专利法框架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各种程序型工具,提前布局合规防御与战略反击。他建议创新药企提前进行全球专利布局与自由实施(FTO)评估,在药物立项阶段就考虑潜在专利壁垒。此外,建立复合型法律团队,以国际诉讼经验与药理理解能力来面对复杂的国际专利诉讼,确保在海外能以对等姿态应诉。
李岑岩也建议创新药企建立攻防一体的全球知识产权战略。在防御方面,构建自身强大、严密且高质量的专利组合,不仅保护核心化合物,还要在晶型、制剂、用途、联合用药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布局,增加与对手交叉许可或谈判的筹码;在进攻方面,应具备挑战他人问题专利的勇气和能力。
一套粘满油污的餐盘,在30厘米见方的迷你洗碗机内,仅用5秒钟便光洁如新。
在市场上的巨头执着于做大容量、嵌入式洗碗机,甚至在价格战的红海中缠斗时,一个来自东莞松山湖、平均年龄25岁的创业团队——第贰曲线,选择重构洗碗这一行为本身,将一项用于潜艇清洗的“空化射流”技术,微型化移植进洗碗机,造出了全球首台实现“秒级”洗净、无需清洁剂的厘刻秒速餐洗机。
在全球家电产业中,迷你洗碗机并非新概念。从一个舶来品到本土化创新,洗碗机的进化速度虽快,但大多数创新产品仅是体积变小,核心的洗涤技术、使用逻辑仍是传统洗碗机的“缩水版”。
厘刻秒速餐洗机的特点,不在小,第贰曲线联合创始人黄绵煌介绍,“秒速”才是颠覆用户体验,为厨房带去革命的关键。避开与行业巨头的正面竞争,第贰曲线通过底层技术创新,将洗碗机从一个笨重、周期性的家庭公用设备,变成一个轻量、瞬时的个人清洁工具,这是对洗碗机品类边界的一次拓展。
厘刻秒速餐洗机在今年“618”大促前上线台备货售罄。过去几个月,除了盯国内市场的反馈,黄绵煌还接到不少来自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地代理商的订单邀约。黄绵煌团队正在验证一个命题:在中国成熟的制造产业链基础上,原始创新不但能在成熟市场上撕开一道口子,也将让新一代硬科技创业公司快速成长。
黄绵煌1998年出生,在回顾创业起步阶段时,语气里透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他告诉记者,团队在决定做洗碗机之前,探索了200多个产品方向,包括能舒缓腰椎的“太空坐垫”,母婴类智能婴儿床,桌面机器人等。团队经常在一些创意方向上投入数月,最终折戟,无奈放弃。
创业的转机,藏在日常生活的烟火气里。第贰曲线初始团队的五人来自五湖四海,2021年因疫情封控在XbotPark基地的宿舍里,每个人都会下厨做饭,可大家有一个相同的痛点——谁都不愿意洗碗。
黄绵煌说,这个源自切身体验的直觉,驱动他们展开调研,扒遍行业报告后,团队发现了市场落差:欧美国家洗碗机渗透率高达60%—70%,而国内当时的渗透率只有2.7%。
洗碗机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始终未能摆脱水土不服。其产品逻辑根植于欧美的开放式厨房、西式餐饮习惯和高渗透率市场,在平均仅3—5平方米的中式厨房里,传统机型普遍面临体型大、安装繁琐、耗时久、依赖耗材这四大痛点。
看似拥挤的行业赛道中,用户的需求远未被线年年中,一场接地气的调研开始了。团队不仅做用户访谈、在超市门口摆摊,甚至上演了一出“无间道”。 黄绵煌复盘,团队买通了某品牌洗碗机的一个安装小哥,假装是这位小哥的跟班,在一两个小时的安装过程中,抓住时机,与等候在旁的户主进行访谈。
黄绵煌团队主要想获取洗碗机选择的标准、需求和使用频率等真实声音,他们走访了大湾区200多户家庭,将反馈收拢总结出了洗碗机在中国市场的痛点:洗碗机体积要小且免安装;洗涤时间规避一两个小时的传统模式,实现极速清洁;需解决耗材化学残留、摆放碗筷繁琐等问题。
彼时,行业巨头都在追求大容量洗碗机,但黄绵煌团队发现,年轻用户真正需要的是小巧、灵活且高效的洗碗解决方案。黄绵煌团队想要造出一台小型、免安装、秒速洗净且无需清洁剂的洗碗机。
黄绵煌告诉记者,在厘刻秒速餐洗机诞生前,行业内同品类中最快的也要15分钟。要突破秒级效率,团队面对的是一个家电领域无人攻克的工程难题。
“这个产品最核心的技术难点在于喷淋系统。”黄绵煌解释,既要实现高温、高压、高流量,还要把控噪声等细节,常规的技术路径无法满足要求。
技术创新的转折点来自一次跨学科的“降维打击”。在浩如烟海的技术论文中,关于清洗潜艇的空化射流技术的研究著述,给黄绵煌团队带来了启发。
利用高速水流产生真空气泡(空化泡),气泡在物件表面瞬间溃灭,产生极强的局部冲击力和微射流,从而高效剥离污渍。“我们想把这个技术移植到家用(设备)上面,没有人尝试过这样做。”黄绵煌团队在一番研讨后,顺着技术迁移的方向发力。
将军用技术微型化、安全化并集成进一台家用洗碗机,黄绵煌团队灵光一现后,需要开始艰苦的工程实现。
清洗能力取决于射流的压力和覆盖范围,为此,黄绵煌团队不仅自研了核心的高压低噪声水泵,让泵的出口压力是同行的50倍左右,还自研了动水流控制结构以保证精准的水流覆盖。此外,他们还通过数千次实验,整理出一套针对中式餐饮油污的最优清洗路径算法,确保360度无死角的冲洗效果。
2022年末,厘刻秒级餐洗机的产品样品一出,黄绵煌团队随即获得了XbotPark创始人李泽湘的天使轮投资,随后,第贰曲线正式成立公司,迈入产品的商业化进程。
硬件创业的残酷性是,需要迈过实验室到大规模量产的多道鸿沟。光是厘刻秒速餐洗机的小批次量产,第贰曲线就用了整整两年时间。
2025年6月15日,厘刻秒速餐洗机产品在电商平台首发开卖,首批备货200台,ballbet贝博不到一个月售罄。黄绵煌从发票信息中发现,有一些友商会来购买,他对此比较淡定,“一时半会儿真抄不来”。
整个团队除了三位非技术型成员,其余12人均为技术工程师出身,在对半划分来攻刻结构和嵌入式问题的基础上,黄绵煌团队还将洗碗机拆分为外观、内腔等多个组件,并以小组形式对应负责相关组件的结构设计、供应商管理,分别提供优化、修补和开模等一系列方案,之后链接、组合推动成品上线。
“在大湾区,真正能满足水密性、气密性等高规格生产要求的产线寥寥无几。”在黄绵煌看来,第贰曲线虽然是初创企业,却能依托松山湖、XbotPark基地以及李泽湘的优势利导,迅速与供应商、生产制备商达成合作。
但作为硬件初创企业,第贰曲线很快进入一个尴尬期,“产能跟不上”。黄绵煌透露,厘刻秒速餐洗机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出现了某个零件批次使用寿命的问题,导致他们不得不暂停发货,重新采购、进行严格的老化测试,这个过程让产能停滞了一段时间。
这个平均年龄不过25岁的科创团队加紧了探索的步伐,在9月19日推出了厘刻茶杯茶具秒洗机。“在新品小规模测试期间,我会直接拎着机器上门去找莞佛一带的老板们聊。”在黄绵煌的规划里,厘刻的产品不仅面向家庭场景用户,茶饮商用场景用户也会是目标客群。
厘刻秒速餐洗机上市后,产品真实的用户画像让黄绵煌团队大吃一惊。他们预设的目标客群是租房的单身人士或情侣、两口之家等白领用户,但现实数据告诉他们,有一半购买者是多口之家。另外,产品不仅吸引了初始预设的无洗碗机用户,还开辟了一个增量市场——很多家庭将厘刻秒速餐洗机作为对既有洗碗机的补充。
黄绵煌描述了一个典型场景,全职妈妈型用户一人在家时,往往不会去开大型洗碗机。
第贰曲线的洗碗机产品不但收获了一批意想不到的用户,在黄绵煌建起的产品用户交流群内,氛围并非传统的售后吐槽,更像一个大型“产品共创工作坊”,用户会主动分享自己摸索使用厘刻秒速餐洗机的新发现。黄绵煌团队看到不少尝试:有人用来清洗酱油、醋等瓶子,还有用户搭配小夹子清洗抹布。
这些来自一线的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灵感。黄绵煌团队开发了专门用于清洗小件茶具的茶杯架等配件,希望切换组件就可以解决不同的场景需求。
“我们卖的不再是单一的洗碗机,而是一个模块化的精准清洁工具。”黄绵煌这样定义厘刻产品的演进思路,他希望洗碗机行业实现一个核心转变:重塑品类认知,很多家用、商用的器皿、器具都可以放进去,实现秒速清洗。
定价在2399元—2699元的厘刻秒速餐洗机,仍面临市场教育这一挑战。黄绵煌发现,目前洗碗机行业内普遍一边“卷”价格,一边砸钱做广告,这种方式不匹配技术出身又处于创业阶段的第贰曲线团队。
黄绵煌分析,保持差异性是厘刻目前的首要方向,除了让厨房清洁实现秒速,免耗材清洁剂也成为厘刻产品的切入点。
在2025年初举行的消费电子技术展会CES上,厘刻秒速餐洗机吸引了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客商的兴趣。“传统老牌洗碗机企业超60%的业务是做海外。”黄绵煌强调,国际化一定是第贰曲线发展的必然方向,他不讳言在国际市场将面对像松下这样的巨头以及国内友商的双面夹击,但团队在原始创新上的坚持,差异化的产品打法,正为品牌打开市场的边界。
近。